通化是“中国人参之乡”,素有“国参故里”的美誉,拥有全国唯一以人参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国人参特色小镇、国家标准创新基地(人参)、人参全产业链典型县、中国野山参之乡等一系列国字头称号相继落户通化。一座城市的植物彰显着一座城市的内涵,人参当之无愧地最能表现通化这座山城的气质。近日,记者采访了市人参产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张玉栋,一起走进通化人参的悠久历史,来解锁通化人参的发展“密码”。
张玉栋介绍,在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中国3500年前甚至更久远年代已经形成的人参药用精髓:“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汉代是我国重用人参时期,“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其内以人参为主的药方临床效果卓著,人参知识得到普及。三国两晋时期的名医葛洪对人参药用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与拓展。17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栽培人参。进入唐宋明清时期,人参产业蓬勃发展,“药王”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药方》、“药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对人参药用倍加推崇。人参不仅在医学专著中有很多详细记载,同时也成为商品进行进出口贸易。民国时期,对人参的本草学、生药学、化学、药理学开展全面实验研究,吉林人参地位日益凸显。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参产业也在蓬勃发展,种植品种推陈出新、栽培技术不断增强、科研能力逐渐提升、产品类别日趋丰富、品牌建设卓有成效,尤以吉林“长白山人参”最为著名。
中国人参的种类主要有3种,即上党参、辽参、高句丽参。陶弘景《名医别录》载:“人参生上党及辽东,高丽即是辽东。”此记载中的“高丽”就是公元3年至公元428年以通化集安为政治中心的高句丽民族。中国古代记载的“高丽参”就是通化地区出产的“高句丽野山参”。通化人参的应用历史可以追溯到晋朝,距今已有1700多年。
据《资治通鉴》卷97载:公元342年,燕王慕容皝攻打高句丽,曾经“毁丸都城而还”(丸都城遗址今在集安市区内)。又据《太平御览》卷991载:“今致人参十斤”记述的是慕容皝毁丸都城西归而把从高句丽国掠夺的人参作为贡品献给了当时晋朝尚书顾和。
通化是世界上第一首人参诗诞生地,陶弘景《名医别录》载:高丽人作《人参赞》“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描写的就是1700年前古高句丽野山参的生长环境。
公元705年,渤海都郡王在敖东城(今敦化市)建都后,通化集安属鸭绿府桓洲桓都县,与内地当时的唐朝交往十分密切,《渤海国》在“朝贡中国”篇中,记载哀王大经禋25年(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二月派遣卿裴璆朝于唐,贡人参、松子、昆布等,将人参列为贡品首位。
通化人参栽培史最早在明嘉靖年间到明万历年间的清部落时期已经形成小规模栽植,距今500余年。明末清初之际人参采集业成了女真“赖以为生者”,据明档记载,仅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在广顺、镇北二关交易中,人参一项即达1809.5公斤,计值白银三万余两。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以保护圣祖发祥地为名,皇室将旺清门至长白山山巅全部封禁(通化在封禁范围内),严禁私采人参。
清朝末期,野参采集业已接近尾声,由于对人参采取了歇山封禁政策,诱发了长白山人参种植业的发展。道光年间,通化属兴京厅,已出现棒槌园子。到了光绪三年设通化县时,参园日盛。《辽海丛书》中的《沈故》卷三参园篇载:“通化县内参园极多,连畦布子,灌溉如菜蔬,夏则张芦席,以障炎日,八九年后则撷而市,诸肄俗称秧参者是。”
新中国成立后,通化人参产业得到快速发展,通化独有的“边条人参”被誉为“园参之王”。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通化地区参农尝试在林地中人工撒播人参种子,任其自然生长,十几年后采挖作货,取得了成功。自此,通化地区的林下(山)参发展开始普及推广。
长白山山神、采参祖师、老把头孙良的采参地点就在通化,老把头坟在通化市湾湾川。每年农历三月十六的老把头节是当地民间最大的民俗节日,已经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李瑞新)
(来源:通化日报)
(编辑:王思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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